1948年3月，长春城的景象几乎让人感到窒息，战火已持续数月，围城战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城市。长春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如同“东方列宁格勒”的困局中，日复一日的抗争将这座城市推向了绝境。城市里，国军的士兵们开始渐渐丧失战斗意志，在绝望的氛围中，很多人选择了投降或起义，最终长春城的国军大部队在经过长达七个月的苦战后，纷纷选择了放下武器。
当长春终于开城后，解放军的吉普车缓缓驶入城中，车上坐着的是两位解放军高级将领——肖劲光和肖华。两人此行的任务十分明确，那就是找到郑洞国——这位在国民党军中具有极高声望的将领。当他们见到郑洞国时，郑洞国心中无疑感到一丝震惊，但令他意外的是，肖劲光和肖华的态度远比他预期的温和，竟然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。这顿饭，实际上成为了郑洞国命运转折的关键，开启了他一段全新的历史篇章。那么，在这之后，郑洞国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壮阔的故事呢？
展开剩余79%郑洞国在蒋介石的黄埔系中，无疑占有重要地位。黄埔系一直被视为蒋介石的核心力量，而郑洞国则是这一体系中的“长者”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，更因其胸怀宽广，指挥稳重而又大胆。他在作战上有着不小的胆略和精湛的技艺，这也使得他被誉为“长者”，一个既有经验又有智慧的军中人物。即便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，郑洞国的足迹大多在战场上，特别是在抗日战役中，他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。
1933年，长城抗战爆发，郑洞国带领部队在古北口坚守了两个月。在这段艰苦的防守战中，郑洞国毫不退缩，即便在日军的猛烈攻势面前也始终不曾放弃阵地。然而，在郑洞国退回后方休整时，日军趁机发动进攻，突破了阵地。情急之下，负责阵地防守的刘戡愤怒至极，竟然掏枪自杀，但幸得副官及时制止。郑洞国获知这一情况后，立刻带领部队返回战场，他誓言要夺回失地。回到前线时，面对已被日军占领的阵地，他的部队远不及敌人，情况极为危急。在这种绝望的时刻，郑洞国毫不犹豫地带领警卫排冲锋，喊道：“我看敌人太多了，今天我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！不强求你们，愿意跟我冲的就一起冲！”他的决心和气魄鼓舞了战士们，士气瞬间恢复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最终将阵地从日军手中夺回，为增援部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郑洞国参与了昆仑关战役，这场战斗让他声名鹊起。郑洞国带领新编第十一军迎战日本“钢军”第五师团，经过20多昼夜的艰苦战斗，他巧妙运筹，将敌人全歼，亲手击毙了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。这一战，郑洞国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极大的认可，随即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，肩负起了守护长江一线的重任，成为重庆的“守护神”。
1943年，郑洞国前往印度担任新一军军长，接替了罗卓英的职务。他的到来并没有改变驻印军的困境，尽管他尽力维持军纪，依然面临着史迪威对中国军官的不信任。郑洞国在此期间参与了缅北反击战，并在密支那战役中大放异彩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郑洞国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，被派往东北，最终走向了长春。
长春战役时，郑洞国已失去了对下属部队的控制，战况极为危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起义似乎变成了唯一的选择。长春围城持续了七个月，郑洞国坚定地选择了起义，为的是保命，也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。起义后的郑洞国被安排到哈尔滨休养，长期陷入对过去忠诚与信仰的深刻反思，甚至用自己的话形容自己心中曾感到“太阳没有光芒”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郑洞国逐渐从这种自我否定中走了出来。他看到自己许多曾经的朋友、同学和老师都选择了支持新政府，这让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认同与共鸣。在张治中、邵力子和陈明仁等人的劝说下，他逐渐放下心中的重负，开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
正当他逐渐适应新环境时，朝鲜战争爆发，这场战争将直接影响新中国的命运。作为一位曾与美军交战并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，郑洞国的意见变得至关重要。周总理十分关心郑洞国的看法，尤其是在关于是否参与朝鲜战争的问题上。郑洞国毫不犹豫地表示：“我们可以打得过美军！”他分析道，美军的优势在于空地协同作战和强大的通讯能力，但他们在逆境中常常缺乏持久作战的能力，特别是面对不确定的战局时，美军的士气往往会迅速崩溃。他还分享了自己在缅甸行军的亲身经历，揭示了美军在长时间行军后疲惫不堪，甚至会丢弃装备，这一行为往往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危险。这番话令周总理感到欣慰，郑洞国的信心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心。
在朝鲜战争中，郑洞国为志愿军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支持。战争结束后，郑洞国的忠诚与智慧得到了充分的认可，他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的一位杰出军事领导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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